从“亚洲牛排”到牢A：性别限定的种族主义

最近，笔者在欧洲街头遭遇了几起种族歧视事件，对方清一色是白人男性，年纪从十几岁的少年到中年的成年人不等。在反击之后，我去询问了几位女性朋友，发现她们几乎都或多或少有过类似经历——在国外街头被语言骚扰、甚至恐吓。相比之下，身边的一部分男性似乎并未严肃看待这一现象，甚至还会给那些以种族主义和刻板印象为笑点的 meme 点赞。

不久前的牢A事件也是如此：亚裔陪读妈妈和女留学生被描述和污名化成一到国外就饥渴无比，花国男的钱给他们戴绿帽的群体；而ez girls，亚洲牛排等说法，更是直接把亚裔女性形容成好睡、好控制的代名词。为什么类似的事情，几乎总是落在亚裔女性身上？同样作为少数族裔，女男对于种族歧视的态度为什么不同？

今天，我们将从历史谈起，从废虜运动一路延伸到当今的互联网流行文化，讨论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如何相互交织。

1840年，第一届世界反虜隶制大会在伦敦召开，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人权运动的一个光明前景。但对于随美国代表团跨洋而来的女性废虜主义者来说，这是一场公开的羞辱：男性代表们花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来争论女性是否有权作为代表入座。最终，领导人们达成共识：女性可以留在会场，但必须坐在阁楼的旁听席上，且面前必须垂下一道帘幕，代表她们与正式政治辩论的隔绝。

对于在帘幕后的斯坦顿和莫特（两位后来共同发起美国首届妇女权利大会的先驱），她们意识到男性废虜领袖口中的普世正义依然是排她的，正如他们提出的著名口号：“这是黑人的时刻。” 他们的意思是：现在的政治时机只够解决黑人男性的投票权。这个口号最荒谬之处在于，它预设了“黑人”和“女人”是两个不相交的集合。当他们说“黑人的时刻”时，指的是黑人男性。

(Elizabeth Cady Stanton, Susan B. Anthony, Lucretia Mott）

1840年那场被迫的噤声，虽在八年后催生了女性争取自主权利的塞内卡福尔斯（Seneca Falls）大会，却也划开了一道长达百年的裂痕：废虜与女权运动从此分道扬镳。

“Negro’s hour” 让少数族裔女性不管选择什么都要牺牲自己的一部分，成为挣扎在身份交界线上的隐形人。她们没有被废虜者当成黑人。同样的，因为她们常年被迫劳作并遭受强暴，不符合纯洁，温柔的形象，因此也没有被白男当成配得上他们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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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 年，在俄亥俄州举行的妇女权利大会上，几位男性牧师试图通过用被圈养在家庭里的白人中产女性为例，论证“女性在智力和体力上天生低劣”来反对给予女性投票权。 坐在角落里的索杰纳·特鲁斯——一位获得自由的前黑人女虜——站了起来。

在两百年后的今天，种族歧视依旧是性别化的，它并非雨露均沾地降临在每一个人头上。

女性更容易在日常中被种族主义者攻击。根据 Stop AAPI Hate（停止仇恨亚裔美国人与太平洋岛民）组织在2020-2022年的统计，在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报告中，女性提交的报告数量通常是男性的 2 到 3 倍。

在2025年的英国，年轻女性比年轻男性更倾向于认为英国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58%的女性受访者认为“英国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这一说法是真实的，而男性受访者仅有 37% 认同这一说法。

Fig1:https://stopaapihat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3/22-SAH-NationalReport-3.1.22-Final.pdf

Fig2:https://unherd.com/newsroom/young-women-far-more-likely-than-men-to-think-britain-is-racist-poll/

这再次凸显了性别与种族歧视的交叉性。同时，社会对女性的反抗极不友好：如果男人反击，那是忍无可忍；如果女人大声反击，就会被贴上“阁楼疯女人”的标签，被指责歇斯底里、反应过度。这种舆论压力让女性在公共场合遭遇性别或种族歧视时，会因顾及旁观者的眼光而被迫沉默。这种评价的不对称，给了施暴者极大的心理优越感。

此外，施暴者并不把女性看作对等的生命。相关的歧视常以玩笑、骚扰或嘲弄的形式出现。施暴者通过这种毫不费力的权力地位碾压，向外界表演并凸显他们所谓的丑陋男子气概。

这种歧视行为往往发生在同性伙伴面前，更像是一场演给其他男人看的秀。通过对边缘化群体的肉体或精神践踏，施暴者将她们客体化为祭品，向男性盟友递交投名状，以此来确认自己在男权社会中的位阶。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男性相比女性遭受了更少、更隐形的种族歧视，他们才能够娱乐化种族偏见，将它们当作可以调侃的内容来体现自己的“幽默感”，甚至代入白人男性视角，通过羞辱同族女性来减少自己的自卑感。

然而对于常常在街头遇到骚扰和攻击的女性，互联网上的每一个歧视梗，最终都会转化为她们在街头遭遇的具体伤害，这是一种需要认真对待的生存威胁。

首先，我们要看清这些羞辱性称呼的前提：真正Easy的，其实是那些带着种族优越感进行狩猎的外族男性。他们在脑子里假想和预设了一套亚裔女性“顺从、谄谀”的剧本，并以此为指导，在现实中乐此不疲地搭讪和试探。当女性出于任何原因给予回应，这种互动就会被对方迅速依照他们的标准分类，贴上“来者不拒”的标签，用来证实其关于种族优越性的想象。

这种双标，根源于男权逻辑对女男在情感关系中完全不同的角色定义：

• 女性被定义为族群尊严的载体： 在他们的逻辑里，女性是本族男性的“资源”。尤其是少数族裔女性，她们的身体被赋予了超越个人的意义——身体不属于她们自己，属于这个种族的男性。

• 男性被定义为主动的狩猎者： 与此同时，男性的行为逻辑是侵略性的。在他们的思维里，能够“拿下”更多异族女性不仅不是道德污点，反而是一种“战功”，通过占有外族“资源”证明自身雄性地位和优越感。

狩猎者通过不断的骚扰来刷取成就感，同时要求被狩猎者背负沉重的道德枷锁。

其次，我们可以发现，“EZ girls”这种被白人男性用来羞辱亚裔的词语，被亚裔男性大面积二次利用来贬低同族女性，这是源于“资源被掠夺”的自卑和狂怒。当亚裔女性与外族男性建立联系时，部分亚裔男性感受到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所有物流失。

由于懦弱，这种受挫的愤怒无法向上宣泄，便向下寻找出口来夺回优越感。攻击白男需要承担可能的冲突风险，但羞辱同族女性只需要利用自己在东亚既得的优势地位，动用道德规训即可。通过把这些女性定义为“不贞”，亚裔男性达成了荒谬的“自洽”：这些女性有可能被污染了，失去了被保护的价值。于是，开始在各大平台上肆无忌惮地宣泄、污名化同族女性，这种不堪入目的手段似乎是他们唯一能获取优越感的方式——以为踩在女性身上就能站得更高。

ps:截图中的小红书账号已被封禁且需要举着护照拍视频才能解封。

这种“羞辱”，本质上是自卑者在强权面前受挫后的无能狂怒。许多亚裔男性在潜意识里认为，通过支持白人男权的话语体系（比如嘲讽亚裔女性、反对多样化政策和“政治正确”），他们就能以此作为投名状，加入那个地位最高的群体。然而，他们忘记了自己也是 DEI(多样性，平等，包容)政策里面被照顾的对象，永远无法真正进入那个以肤色为准入门槛的特权核心。

不管是文娱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人们都喜欢写底层/失权男人的苦难呻吟和焦虑，但事实上，在文字角落的，他们周围的女人才是每个故事里最惨的角色，但她们被静音、被忽视。男性出于任何原因的恶言恶行——都不应该被社会纵容，因为每个种族的女性都比男性更加缺乏权力和地位。为什么男性可以在面对不公时制造更大的不公来补偿心理的残缺，而女性就只能成为某种叙事之下被围剿的牺牲品？

结语

从 1840 年伦敦会议那道垂下的帘幕，到 1851 年索杰纳·特鲁斯那声震耳欲聋的“难道我不是个女人吗？”再到如今互联网上针对亚裔女性的“EZ Girl”污名化，历史呈现出一种令人心惊的连续性。

近期的牢A事件里我们又看到一场盛大的造谣。这些无止境的羞辱和意淫无关乎与一个具体的符号，今天是梵克雅宝，昨天是瑜伽裤，前天是彩色头发。造谣者对于因为不在境内，因此脱离他们控制的女性施加最无端的恶意，通过将她们群体污名化来填补自己内心的自卑。他们将其称之为对于留学现实的揭露，但本质虚伪又令人作呕，焦点永远在女人的身体上。

女性所经历的种族主义是性别限定的。她们处于一个极其残酷的交叉点上。因此，抵抗不应止于对街头歧视的反击，更必须指向其背后的性别政治结构：拒绝将自我送上被审判的法庭，更拒绝为男性的自卑焦虑承担代价。

她们的经历不是边缘的副产物，而是冲突本身的中心。

阁楼上的疯女人现在要走上街头了。

END

文字：大鱼

审稿：酥酥